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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兴亡(xīngwáng)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名不朽(bùxiǔ)。细思物理坐叹息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(shígǔ)歌》的最后(zuìhòu)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我”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提起它(tā)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(yì)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(shígǔ)出土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(fǔ)陈仓境内的陈仓山北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(lǚzāo)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在唐代时关注者虽(suī)多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(hányù)、苏勖、张怀瓘等(děng)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两百年后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，又流落到北京(běijīng)，被弃(bèiqì)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(liǎngzāo)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(zhǒngzhǒng)牵扯，留在(liúzài)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(zài)宁寿宫建筑群的(de)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(yīshū)，以及彭海军(hǎijūn)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(jiědú)。 故宫藏明拓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(wèishénme)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（李渊的(de)年号）说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(yún)：‘世咸言(shìxiányán)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(shǐ)籀(zhòu)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(yīzhǒng)古代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。 苏勖(sūxù)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此。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，命名为(wèi)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(wú)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(yìrú)也、兮）、田车(tiánchē)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(shēnghuó)的(de)一种反映。它(tā)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(zi)。”他表示，石鼓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(rènwéi)，石鼓应(yīng)制于(yú)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(dútè)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(yǐqián)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应被埋起来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(shígǔ)造于秦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(zuòchéng)鼓状，可能是图省事(shěngshì)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震撼唐代文人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(xún)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有(yǒu)六： 一是甲骨文、金文皆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则有(yǒu)了笔意，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书写味。 二是(èrshì)甲骨文、金文偏旁部首随意性(suíyìxìng)强；石鼓文则偏旁部首固定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有象形字(xiàngxíngzì)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圆或扁；石鼓文已(yǐ)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甲骨文、金文结体(jiétǐ)多变，或(huò)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(xiàntiáo)或粗或细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发展史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上古文学史(wénxuéshǐ)的(de)(de)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(zhōng)《吾车》与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(shuō)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(shígǔwén)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拿它当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(yīshì)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(yīníngjú)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(lòurú)当道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(rèn)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(yǐcǐ)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余庆把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200年的(de)石鼓终于(zhōngyú)有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(shígǔwén)赵明诚的思路有点怪 唐末至(tángmòzhì)宋初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，安置于府(yúfǔ)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偶读韩愈(hányù)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(mēngshì)，被(bèi)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(cǐshuō)不确，司马光说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(jiāng)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(búshì)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。 苏轼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(sānnián)）也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(zì)，北宋时“其(qí)可见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(jìng)“钩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多。 学者韩立平认为(rènwéi)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(zàiyú)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(bùqiúrén)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(jiànjìnshì)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，成为儒家寄情的最佳(zuìjiā)对象(duìxiàng)。 宋代富而不强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(dàn)只会(zhǐhuì)从故纸堆中找方案。 赵明诚便从石(shí)鼓中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，又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(yǐhòu)碑碣，石虽(suī)精好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(zhùchǔ)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(chuánchéng)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二次利用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(shēnyuǎn)，事事有理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(zhàyuán)”石鼓的拓片，知其尚(zhīqíshàng)在人间，立即多方(duōfāng)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(jiāzú)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，用来舂米(mǐ)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再利用。 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石鼓调运至(zhì)汴梁(biànliáng)，藏在太学(tàixué)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口中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(shígǔ)与大量文物被劫(bèijié)至今北京，金人刮走了嵌入的(de)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(xúnwèn)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，汗颜无术(wúshù)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(gēsòng)的那样(nàyàng)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早被遗弃(bèiyíqì)，官方亦不知它在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。元代(yuándài)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(dàxuéshì)虞集在泥草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石鼓到今国子监(guózǐjiàn)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(duōnián)无播迁。 差点(chàdiǎn)没上“南迁”名单 明清时，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垄断了(le)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(xuézhě)施安昌在《乾隆与石鼓文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(wèi)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(bànwénhuì)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(de)乾清宫。 73岁时(shí)，乾隆(qiánlóng)得石鼓文的元拓本，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(jùcǐ)写了详细的校碑(xiàobēi)记录，并让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(zài)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扮演(bànyǎn)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(chóngwén)”的形象。 1933年4月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彭海军钩沉，早在(zài)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(bù)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(lǔxùn)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(kěxiào)欧洲，将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(jūnshì)根据地构想，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(huǒshāo)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(nánqiān)”，当时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，初期没列(méiliè)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(huíyì)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一天，我忽然(hūrán)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(zhòngdà)又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(shì)故事最多的石头 石鼓(shígǔ)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(ránhòu)用高丽纸包裹(bāoguǒ)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棉被(miánbèi)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塞紧，致(zhì)“每鼓重逾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(jiā)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迁移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(děngxiǎn)，石鼓(shígǔ)一路封闭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启封(qǐfēng)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 抗战(kàngzhàn)结束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(liǎngcì)车祸：一是在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距(jù)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(jìngrán)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(línshí)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(tǎolùn)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(biāozhǔn)。 石鼓一直在南京仓库中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(dāngshí)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(bùzú)，暂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(yīnxùn)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(de)底座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(shígǔ)馆在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(zuìduō)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(bēnbō)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屹立在那里，讲述(jiǎngshù)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(láiyuán)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